“人之初，性本善”一直是千百年来公认且无伦理道德风险的对人性的评价，即便腐败呈愈演愈烈之势几乎令人怀疑是否还有廉洁奉公的干部也无损那三个字的总结：性本善。没有人会怀疑任何搞腐败的人都存在着严重的道德问题，但同样没有人会说他们天生就存有道德问题。善恶之争由来已久，战国时期的著名的哲学家孟轲是典型的“性善”论者，而同是战国时期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荀况，则旗帜鲜明地反对孟子的“性善”论，在《荀子 性恶》中，他开宗明义：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荀子为了证明“人性恶”曾多次从利、情、欲三方面加以说明：
      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来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非相》）
      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肌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性恶》）
      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正名》）
     笔者无意充当善恶之争任何一方的徒子徒孙，然笔者认为，任何握有公共权力的人，却必有从恶的趋向。即任何握有公共权力的人都有滥用权力、行使腐败的趋向。这是由权力的特性决定的。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说过：“权力一定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孟德斯鸠也在他的《论法的精神》里写道：“一切有权力的人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经验，防止滥用权力的办法，就是以权力约束权力。”国内学者宋小武在他的《权力之谜》对权力有过精彩的表述：很多人在没有拥有权力之前，曾经象天使般圣洁；但是一旦手中拥有了权力，就会变成恶魔。真所谓“在山泉水清，出水泉水浊”，“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中国亘古以来的农民起义军领袖们，他们在开初都堪称救苦救难的天使，可一旦取得胜利，大权在握时，便渐渐改变面孔成为“恶魔”，促使他们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就是因为手中有了从未有过的权力。这也正应了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的经典评说：“腐败是附着在权力上的咒语，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腐败存在。”

      性善论是教育万能论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性善论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也符合我国长期形成的伦理习惯。然而这种性善论用之于反腐败工作到底有什么好处呢？也许除了寄予人们一厢情愿的良好愿望之外，并无多大的实际意义。更糟的是当用其来指导我们的反腐败工作时，反而要凭空多许多失误，徒增几许“又一个好人变坏了”的感慨。性善论对反腐败造成的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会对握有权力的公职人员失于约束和监督。自古有防小人不防君子之说，通过反腐败斗争揭露出的一起起案子却一次次嘲弄了人们的好心肠，失去监督和约束的权力几乎无一例外地走上了反面，古今中外，或许也有这样的一些人，他们灵魂圣洁，胸怀宽广，即使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也会惮心竭虑地为民谋利而不会祸害人类。权力到了他们的手上，人民享受的是无尽的福只而不是祸害。将权力赋予天使般的人物，是人民的大幸，但是，几乎没有人能够鉴别，也没有一种标准可以让人去鉴别谁是天使，谁又是魔鬼，而当我们将魔鬼当作天使寄予信任时，灾难和悲剧也就离我们不远了。可见，问题的出路不是花费无谓的精力去鉴别谁是天使谁又是魔鬼，而是应该去找到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来达到抑恶扬善的目的。
      美国人的说法或许能给我们有所启示：“我们不相信谁是天使，而宁愿相信大家都是魔鬼；但是当魔鬼们相互监视时，大家彼此受惠，或许都成了天使。”
      诚然，用几百双眼睛日夜盯着那些握有权力的人，对于中国人来说，的确会让人浑身不自在。但是一桩桩惨痛的教训证明了这样做的必要性，公开打出不信任的旗帜，对于权力这个魔方，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对权力进行监督，一方面是基于掌握权力的人的不可信任，同时也是对那些握有权力的人在面对诱惑时的动摇程度和私心杂念的充分考虑，形式上是一种约束，实质上则是对权力本身和握有权力的人的一种保护。
     性恶论开拓了反腐败的思路，首先，法制和制度建设就必须提高到应有的地位，法制是反腐败的制度保证。一方面反腐败工作必须纳入法治轨道，树立起法律的威严，避免人为因素对反腐败工作的影响。另一方面，法制建设必须要跟上反腐败的形势，要及时制定有关预防、惩治权力腐败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
      其次，对权力的约束和监督是行使权力过程中的应有之义。这里面包含三重含义：第一，行使权力时必须接受监督。第二，没有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前权力不得授予。第三，不接受监督的权力必须得到制止直至受到剥夺。
      最后，这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腐败的形成和腐败屡禁不止的某些不解之谜，从特定方面增强了人民群众对腐败的容忍程度，从而为我们走上理性的反腐败道路创造了时间和氛围条件。